我自己會開始接觸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的作品，純屬偶然。有一次市立圖書館出清老舊館藏，我以1歐元的價格買到一本維也納大學哲學系教授Konrad Paul Liessmann寫的《君特安德斯導論》。我其實因為阿倫特的關係早就聽過他的名字，但是仔細讀了這本書，才更了解這位哲學家背後男人的悲劇一生。
安德斯出生於1902年，是猶太人，早年就展現了他對哲學的興趣，在大學裡他跟隨Ernst Cassirer、Edmund Husserl、Martin Heidegger等當時德國一流的學者讀書，後來在Husserl指導下，1923年獲得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他並沒有直接在學界工作，而是為當時歐洲的報紙以及期刊、廣播媒體撰寫文化、思想雜文。
安德斯原來的名字叫做Günther Stern，他寫文章寫得又快又好，某一天報紙的主編告訴他說，你實在寫了太多文章了，我沒辦法讓報紙裡一半以上文章的作者都署名Günther Stern。因此Stern就說，那麼請您叫我安德斯吧（Dann nennen Sie mich anders。原意為，請您稱我別的名字吧，anders的意思就是”不一樣的“）。從此以後安德斯就變成了他的筆名。
安德斯於1925年認識了馬堡大學哲學系的18歲女學生阿倫特，但並未相戀。當時阿倫特正熱烈的愛著馬堡大學的哲學教授海德格。那段秘密的情感破裂後，阿倫特在1929年與安德斯在柏林見面，開始交往，沒多久後在同一年結婚，這段婚姻持續到1937年。
這對都擁有博士學位的夫婦並沒有安穩的生活，他們住過柏林，也短暫住過海德堡，也在法蘭克福住了1年。在法蘭克福居住的原因，主要是為了追隨聚集在法蘭克福大學的頂尖猶太知識份子讀書並做教授資格論文，當時他們上過神學家Paul Tillich、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以及Theodore W. Adorno的課，可是最後安德斯沒有成功寫完教授資格論文。
寫教授資格的計畫失敗後，安德斯夫婦搬去了柏林，阿倫特寫完了教授資格論文，安德斯繼續為媒體撰寫專欄文章。1933年納粹上台後，發生了國會大廈縱火案，安德斯知道事態嚴重，當時還沒有太多人把納粹放在心上，但是安德斯已經決定離開德國。他搬到巴黎，不久之後阿倫特跟著他流亡，夫婦倆在巴黎住了3年。30年代的巴黎簡直就成為德國猶太知識份子的第二個故鄉，1933年安德斯的一位表親也跟著去了巴黎，這個表親就是Walter Benjamin。
阿倫特當時為錫安復國運動組織工作，還是有收入；可是安德斯當時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沒什麼人注意的小說，流亡期間幾乎沒有收入來源，夫婦的共同生活幾乎只能靠阿倫特勉強支撐。最後這段婚姻逐漸走向結束。1936年，安德斯無法繼續在巴黎生活，便到了美國，投靠他已經先逃亡到美國加州的父親，並在好萊塢打零工。1937年他與阿倫特離婚。
1941年，阿倫特在安德斯的資助下，也與母親逃亡到了美國。抵達紐約後，阿倫特就向在好萊塢的安德斯發了一封電報：我們得救了，住在317 WEST 95，漢娜（”SIND GERETTET WOHNEN 317 WEST 95 = HANNAH”）。
安德斯在美國也過得不好，有一搭沒一搭的工作。當時美國政府也懷疑安德斯是左派份子。安德斯試著以寫作維生，但是卻沒有什麼出版機會，他只好四處打工，當過職員，甚至在工廠工作過。後來安德斯搬去了紐約，向設在紐約的戰爭情報局（Office for War Information）求職。這個單位是在收集納粹情資的，並出版對納粹的宣傳資料，非常需要精通德文並了解德國文化的流亡份子。
但是安德斯在戰爭情報局也只工作了幾個月就辭職。他說，他之所以逃離法西斯主義，來到美國，並不是為了幫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宣傳。
最後安德斯終於在學界找到一個講師工作，那是紐約剛剛成立的新社會研究院。 但是他在學界的工作沒有持續多久，戰爭結束後安德斯再婚，1950年搬到維也納住，因為第二任妻子是維也納人。當時東德哲學界最重要的學者Ernst Bloch欣賞安德斯，幫他弄到了Halle大學哲學系的教職，但是安德斯竟然拒絕了。他希望以自由研究者、作家的身分維繫生活，他說，因為他在佛萊堡求學的時候，已經發現了自己“對於學院哲學的典型表達方式會過敏”。
50年代，安德斯持續寫作，除了為報紙期刊撰寫雜文，也出版幾本代表他自己思想發展的學術著作。1959年，剛剛成立的柏林自由大學，也召喚安德斯，但是安德斯同樣拒絕了柏林自由大學的教職。而1950年代，阿倫特出版了名震士林的思想史名作《極權主義的要素與起源》，成為世界頂尖的學者。 兩人的生命，成為兩條不可能再交會的歧路。
放眼安德斯這一生，深覺他的悲劇性格左右了他的人生。他其實是個很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他對科技、暴力、現代性、虛無、核武的思考，現在讀來還是非常精彩。奧地利成立了國際安德斯協會，定期舉辦活動探討他自己的、以及關於他的作品，德國也有不少研究論文探討他的思想，可是這個人的原創性，使他注定了無法生存在現代歐洲的學院裡。他是個前現代的人，仍然想以自由思想家的方式過活，如同中世紀時候史賓諾莎拒絕大學教職，只為追求完全自由的思想空間，安德斯也說自己不適合學院哲學，一輩子都遊走在學院之外。可是現代的學術發展，已經高度專業化，幾乎不可能在學院以外還能夠有一個全職哲學家。這是他的悲劇，一個古典的人，卻生活在非古典的現代。他想當一個文人，可是這個社會只有學者的職位。
他的另一個悲劇是，從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一輩子住過那麼多地方，沒有哪裡能夠真的稱為是家鄉。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對他來說並沒有比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更好，這樣子的政治態度顯然不可能在戰後的美國生存下去；後來他到了奧地利生活，也從來沒喜歡過奧地利。1992年維也納大學曾經要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他，遭受他拒絕。可是就在那一年，安德斯在維也納逝世，從此埋骨在這個並非家鄉的地方。
他的最大的悲劇當然是他的愛情。與阿倫特的那一場婚姻絕對稱不上幸福，也許阿倫特根本沒有愛過他，阿倫特永遠只心繫著海德格，他必須時時刻刻面對著巨大的海德格的身影。加上流亡巴黎時候的窮困潦倒，這樣的婚姻能夠支撐8年，已是奇蹟。但是兩人離婚後還是一輩子保持著友誼，不管兩人分別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不管兩人分別有新的婚姻，他們終生都以通信的方式維持聯繫與思想交流，直到1975年阿倫特過世為止。德國就出版了兩人的書信集，收錄了離婚後直到阿倫特過世，兩人長年而密集的通信。（Hannah Arendt, Günther Anders. Schreib doch mal hard facts über Dich. Briefe 1939 bis 1975, Texte und Dokumente. Hrsg. Kerstin Putz, C. H. Beck, München 2016）
另一個悲劇也許就是海德格。阿倫特在1925年與海德格秘密交往，但是那時候海德格害怕兩人不倫戀情曝光將影響他在馬堡的教職，他當時也必須專心書寫即將出版的名著《存有與時間》，無法分出心力給這段感情，阿倫特只好傷心的離開馬堡，最後去了海德堡跟著雅斯培寫那本研究奧古斯汀愛的概念的博士論文。1929年阿倫特與安德斯閃電結婚，可是阿倫特真的已經忘了他的導師了嗎？我們都知道沒有。不過對於安德斯來說，最大的悲劇還在於，海德格這個反猶主義者不只是他的情敵，還是他的思想導師。他與海德格夫婦都有很好的交情，甚至因為與海德格走得太近被阿多諾厭惡，導致他無法在法蘭克福的學界生存下去，寫不出計畫中的教授資格論文。戰後他也沒有與海德格斷絕往來，一直維持著亦師亦友之情，他對科技的批判，簡直就是海德格存有論的另一個版本。可是他要怎麼面對那個與自己維持終身交情、卻在納粹時代高喊希特勒萬歲的思想導師呢？也許這是他與他的前妻共享的、一輩子都無法擺脫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