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去參加了一場很特別的活動，Heinrich Böll基金會為了紀念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百年冥誕，辦理的系列活動。我其實上班已經非常累了，但是這個活動我還是打起精神去參加，結果越聽越有精神，兩個半小時的討論，台上台下的交流甚至辯論情形都很深入激烈。
活動辦在法蘭克福的新教學院，來了約兩百人，六十五歲以上及以下各約一半。討論的主題是公共知識人對社會的介入，與會來賓是Jutta Ebeling（法蘭克福前市長）、Martin Saar（法蘭克福大學與萊比錫大學政治理論及社會哲學教授）、Ellen Ueberschär（基金會主席）、Feridun Zaimoglu（藝術家與作家） 。
Ueberschär先專題演講，談了政治行動的問題，從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切入，竟也提及Ingeborg Bachmann。我內心一驚，因為這個哲學家與這位詩人就是前一陣子我每晚閱讀的對象。而Ebeling給我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位傳奇的市長我耳聞許久，首次見到，她是綠黨大老，可說擁有純法蘭克福靈魂，中學來到法蘭克福，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法蘭克福大學讀哲學、政治學與日爾曼學，可想而知那個年代的法蘭克福大學、法蘭克福學派，對年輕的哲學學生會有什麼影響。後來她加入了綠黨，或者可以說共同創了這個黨，是個知名度很高的政治人，但卻一生耕耘地方，沒有離開過法蘭克福市，被媒體稱為永遠的市政委員。80年代她進入市議會，2006年擔任法蘭克福市長，直到2012年退休，步出了政壇，但七十歲的她仍參與市民社會的公共事務，現任Fritz Bauer研究所的協會主席，在她爭取下，法蘭克福大學設立了全德唯一的大屠殺研究教席。
昨日她發言時，我一聽立刻愣住，Ebeling發言主要是談知識人的態度及立場（Haltung），在當今右翼化德國的意義。而她那沙啞的女性煙嗓，完全就是漢娜鄂蘭的聲音啊。我因為聽過鄂蘭專訪太多次，其聲音深深地刻在我的腦裡，昨晚幾次我閉上眼睛，專心聽Ebeling說話，真覺鄂蘭再世。尤其是她講到哈伯瑪斯，說起後現代的立場對於歐洲民主並非好事，因為歐洲民主傳統源自一些大敘事（große Erzählungen），來自對巨大價值與夢想的堅持。我當時真的忘記了正在聽一位市長說話。
聽眾並非全然滿意台上發言，坐我身旁的幾位阿姨就不斷地竊竊私語，點出什麼地方不對，問答時間更是搶著發言。問答時印象最深刻是一位看似七八十歲的老太太提問，她認為很令人吃驚地，知識人一直說介入的必要與責任，她卻未聽過作家與學者們反思或自我批評自己的介入這件事，以及介入時究竟佔領了什麼立場。會不會有時候介入不只提供了答案，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呢？台上幾位也同意自我批評的必要，但也承認這工作的困難。
老太太的提問是很好的，因為Böll在一次接受專訪時，記者問這位被稱為國家的良知的作家（Böll一生反對這個稱號），是否可以說他全然拒絕當權/權力（Macht）？Böll說，他不可能宣稱自己全然拒絕權力，這是一種太過輕易的宣稱，作家雖然介入社會及反抗某些權力，但是他自己也在行使某些權力，也使權力的運作得以可能，“只是我不清楚這種權力，我是以何種方式或程度行使的。”比起某些宣稱自己全然批判而忽視了自己的身份背後可能也促成權力機制運作的知識人（不管他們的宣稱是天真無感或刻意），Böll更察覺自己站在一個多麼複雜的位置上，也更誠實。
離開新教學院，去牽單車時，心想，也許這就是法蘭克福的市民精神，在這樣一個尋常的法蘭克福冬夜，大家討論政治，憂心過去與未來，抵抗著什麼但也反省著什麼，為某些人某些事喝采但也咒罵著什麼。
(本文寫於2017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