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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的悲劇,悲劇的安德斯

哲學家Hannah Arendt的先生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值得一談。

他出生於書香世家。父母斯特恩夫婦是德國心理學界的大佬,尤其父母合著的《直到7歲為止的早期童年心理學》(Psychologie der frühen Kindheit, bis zum sechsten Lebensjahre),是學界難得一見的暢銷書,也是幾乎每一個學習心理學的學生、每一個教授心理學的教授不能夠缺少的教科書。可是這本書怎麼寫出來的?就是這一對知名的心理學家觀察安德斯三個兄弟姊妹所做的田野研究(這本書甚至加上了父母親的筆記、日記作為附錄)。可以想見,在這本書中記錄了幾乎所有安德斯從出生到長大之間的各種細節,這些細節不一定是安德斯自己願意去面對的。

一代接一代的心理學界,就這樣閱讀安德斯的生活;安德斯也被迫在自己從未同意的情況下,把自己的成長過程攤在公共世界裡。(雖然安德斯的父母用化名描述他們的研究對象,但是有誰不知道真正名字呢?)

而更令人尷尬的是,父母再接再厲寫了青少年心理學以及研究青少年智商發展的論文,這本書觀察進入青春期的安德斯,更呈現了他進入青春期之後的各種躁動不安等等部分。這可能是每一個進入青春期的孩子能夠想像到的最大的惡夢了,所有他的同學、所有他的同學的父母、所有他的朋友、所有不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個進入青春期的少年過著什麼樣子的生活。

不過安德斯對他的父母採取諒解的態度,認為自己其實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家庭,那些對於他們兄弟姊妹三人的觀察,都是學術研究必要的步驟,面對外界懷疑父母違反研究倫理(這個詞最近好像變成熱門關鍵字),安德斯也曾經為自己的父母說話。他與父親最大的爭執來源,也許應該是他們的猶太認同。在回憶錄裡,安德斯寫到他15歲時,有一個非常要好的猶太人同學,他的父親非常不願意見到兩人的來往,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恥辱,「那之後我們陷入了長期的冷戰」。

父親是一個很早就融合在德國文化中的猶太人,並不覺得自己受猶太文化影響,反而是德國文化才是自己的根源。他也認為德國社會裡逐漸增多的反猶主義只是暫時的表象。在這種信念下,父親對於自己的兒子走向猶太社群相當不滿;安德斯完全不認同父親的立場,猶太人始終被視為外人,哪裡可能那麼輕易的被德國社會完全接受?安德斯描述他父親「毫無批判性」、「天真的愛國主義」。當然很遺憾的,我們都知道誰才是對的。

成年後,安德斯與他的父母也沒有太親近,他的父親協助建立了漢堡大學,並曾任該校哲學系系主任、心理學系系主任,當時漢堡大學哲學系陣容相當堅強,包括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卡西勒(後來的漢堡大學校長)。安德斯決定加入大學讀哲學,卻選擇離開漢堡到了弗萊堡。雖然胡塞爾確實是哲學界的一流人物,但是他與父母的長期冷戰,應該也在他的人生抉擇上起了作用。

另外,他與父母的關係,從與鄂蘭結婚的情景也可以看出一二。

他與鄂蘭的婚姻沒有完美的結局,其實也沒有好的開始。安德斯的父母從來沒有見過鄂蘭,對於兩人突然決定要結婚,毫不諒解。安德斯的妹妹在一封信中回憶當年的情況:

「有一天媽媽從漢堡打電話給我,說她收到了君特的電報,她不知道那是一個糟糕的玩笑,或者有別的意思。電報上面這樣寫著:“請求100馬克,以支付住家及婚禮費用”。媽媽希望我可以給她一個解釋,可是我也毫無頭緒。我答應媽媽會跟君特聯繫……我打電話給哥哥,他們兩人在電話的那一頭雀躍地向我說,他們想結婚,越快越好。當時我還不認識漢娜,但是我認為這種通知父母婚訊的方式—保守一點說—非常沒有品味。結果就是,我們的父母和漢娜母親都沒來婚禮,而我是唯一到場的家庭成員。」

在斯特恩這個心理學界名門的符號下,安德斯從小到大所背負的重擔,我們實在無法想像(雖然鄂蘭的母親很高興女兒能夠加入斯特恩名門)。後來他出社會以後,另外取了這個意思為「不一樣」的筆名安德斯,難道不正是一種宣告要告別斯特恩的決裂動作嗎?

安德斯共結過三次婚,第二次是跟維也納人,婚姻大概持續5年,第三次是一個美國人,有一天他的第三任太太離家後就不再回來,寫了一封信通知他將與他離婚,未來不必再見面。因此可說他的感情世界是完全失敗的。

安德斯搬到維也納以後,積極尋求與鄂蘭再度聯繫,鄂蘭的態度卻沒有那麼積極。最後兩人開始通信,討論一些對方的作品(鄂蘭承認那本《人的過時》確實是傑作),不怎麼談到昔日的感情。1961年,也就是安德斯幫助鄂蘭逃亡到美國20年後,兩個人終於約好在慕尼黑再次見面。見面前,安德斯已經在信裏對鄂蘭說,”請勿害怕,我因為生病的關係也許看起來不像以前那麼年輕了,但是應該還是會比阿多諾可親。“

這次見面,在安德斯的文字記錄裡一切都很美好,可是鄂蘭寫給她當時的丈夫的信裏,說見面的結果相當讓人懼怕。安德斯看起來無比的蒼老,精神混亂,認不清現實,每個月入不敷出,在維也納住一個小小的房子,跟他的房東每日爭吵。安德斯告訴鄂蘭,他要寫出世界巨作,每一頁他都幾乎要重寫30次以上!鄂蘭認為安德斯有精神問題,寫道:“簡單來說,他著魔了。”(Kurz, er ist verhext.)

1975年8月,鄂蘭去見了海德格,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讓所有人驚訝的,安德斯也在那天在海德格處。那是兩人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鄂蘭在1975年8月22日提筆寫信給他的好朋友Mary McCarthy:“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經跟妳說過了,我的第一任丈夫突然出現,而且他的狀況極差。他告訴我,他現在的妻子—一個美國的鋼琴家—離開了他。我相信他現在獨自生活在維也納。 這讓人相當不舒服。”

那一年的11月,安德斯還寫信給鄂蘭,表達再次見面的意願。鄂蘭來不及回信,在12月初過世。安德斯悲慟無比,最後提筆寫了這本追思漢娜鄂蘭的回憶錄,說明鄂蘭是他一生的摯愛。但本書在他死後才出版。

鄂蘭死後,安德斯又活了17年。晚年他住在維也納的養老院裡,1992年12月17日, 在久病後,他在那間養老院裡孤獨的死去。

蔡慶樺,對於德國思想、文化、語言、政治、文學、社會議題是著迷的閱讀者及書寫者,作品散見《天下》、《報導者》等各媒體,著有《維也納之心》、《德語是一座原始森林》、《邪惡的見證者》、《爭論中的德國》、《萊茵河哲學咖啡館》、《美茵河畔思索德國》,曾以《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書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並獲2020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在獨立評論@天下的專欄文章曾獲第22屆、23屆人權新聞獎文字及印刷組評論優異獎(該獎項由香港外國記者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及香港記者協會合辦,以表彰亞洲區的卓越人權新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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