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0日的法蘭克福匯報(FAZ)，整版報導了一位反抗納粹的德國外交部員工Ilse Stöbe。
10日上午11點，德國外交部在柏林總部裡舉辦了一個紀念儀式，紀念曾任職外交部的員工Ilse Stöbe，將她的名字刻在外交部牆上，與其他十二名納粹時期反抗納粹的外交部員工並列。
外交部發出的新聞稿這麼說：
「Stöbe與其長官Rudolf von Scheliha一同追隨共產主義對抗了納粹政權，導致在1942年付出生命代價，於普洛曾湖被執行絞刑。
向這位前外交部員工致敬，是外交部克服自身過往歷史問題的重要一步。國會議員及歷史學者委員會的代表都將出席紀念儀式。」
有關Stöbe的歷史，資料不多。她在納粹掌權前加入了共產黨，據稱與蘇聯的軍情機構有工作往來。1933年到39年間在華沙擔任新蘇黎世報的特派員，在此期間，為了掩飾她為共黨工作的身分，也加入了納粹黨，甚至任職於納粹的波蘭黨部。後來回到柏林，進入外交部的媒體部門工作。
她的共產主義底子，後來被納粹得知，根據納粹說法，Stöbe將許多第三帝國重要情資提供給蘇聯情報單位，與史達林政權合作試圖顛覆第三帝國。最後，Stöbe以間諜罪被逮捕送上帝國戰爭法庭，並被判以絞刑。
究竟Stöbe是否真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是否真的提供了國家重要情報？當時缺乏詳細資料佐證。但是，戰後，蘇聯公開承認Stöbe的間諜身分，稱Stöbe以Alta化名從事情報工作，並表揚其對共產主義對抗法西斯的貢獻，且追贈勳章。
德國對於Stöbe的態度則向來曖昧，該如何看待這個形式上是納粹黨人、實質上是間諜的外交部人？外交部在納粹時期的「配合」態度近年來引起學界激辯，外交部自身也召集國際權威學者組成歷史學者委員會處理自身這段歷史，並公布了許多重要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出版品即為出版後引起學界矚目的八百多頁暢銷鉅著「外交部及其歷史：第三帝國及聯邦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外交官」(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Bundesrepublik)一書)。然而，面對Stöbe這個前員工，是否應將她視為反納粹志士，外交部內部的聲音並不一致，多年來外交部其實僅把她視為共產黨的間諜。在東德時期，因為其共產主義背景，東德共產黨表彰其貢獻，以她的名字為一所學校命名，但是在統一後，學校即被更名，有關Stöbe的一切彷彿不曾存在過。在外交部決心正面處理外交部的黑暗歷史後，Stöbe的案子才又被拿出討論。
明鏡周刊(Der Spiegel)指出Stöbe個案的爭議：倘若外交部真的把Stöbe的名字刻在牆上，波蘭政要來訪時，該如何面對？畢竟Stöbe形式上仍然是曾在波蘭任職的納粹黨人，名義上似也應同為德國佔領波蘭共負責任。另外，Stöbe也不是直接起身反抗納粹者，而是一個背負背叛祖國罪名的間諜，德國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背叛者」？
外交部為處理Stöbe這段歷史，委託慕尼黑的時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作出專家報告。報告建議將Stöbe列為反納粹志士之一。專家研究歷史文件後指出，Stöbe成為間諜，幫助蘇聯，並非出自經濟誘因，而是她的左派理想性格。她根源於某種「政治本質」，在共產主義的國際合作道路上，試圖以洩漏納粹政權的外交軍事計畫為手段來協助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因此，從學術上、或者從政治-倫理上的角度來說，幫助那些在戰爭中對抗納粹政權的敵人，其實也是間接地反抗納粹。所以時代歷史研究所的專家認為，Stöbe不應被視為叛徒，而是一個革命志士。
德國外交部面對歷史時務實與誠實，把Stöbe的名字刻在外交部牆上，其實透露了一個訊息：在暴政下，叛國不一定是錯誤的事情；人性價值比國族價值更高。這個態度令人佩服，世界上還有哪個政府能這樣自踩痛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