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巴黎恐攻事件時，讀法蘭克福廣訊報週日版的經濟版主編Rainer Hank刊出其整版評論，我仍留著這份報紙。
他的問題是，在一個野蠻的、無望的時代裡，我們如何仍然能保有希望。他仔細閱讀了奧地利政治哲學家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也是前德國總理Helmut Schmidt極為喜歡的書），提了一個Popper在書中的核心問題：歷史有其意義嗎？經歷過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這位維也納人，在希特勒併吞奧地利那天，決定寫這本書，回答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是：歷史無意義。
這可以說是最反思想史的一本思想史著作了，然而卻非一本悲觀之作，Popper否認了歷史目的論、否認歷史中的神意，但這個論點卻不讓他成為一個虛無論者，Hank指出Popper此書的政治倫理意義在於：對於歷史的責任又落回到了人身上，而不是由任何其他者來承擔。本書的中心句已道出：
「對於自由之歷史唯一的理性的態度，就是在於我們理解了，我們才是唯一能夠承擔責任者。正如同我們對於我們自身的生活負有責任一樣。只有我們的良知，才是我們自己的判決者。」
而一個開放社會，就是我們在無意義的歷史中為那些我們所相信的自由價值負起責任、聽從我們的良知所追求的目標。開放社會一直存在著敵人（戰後的後法西斯時代仍存在於各國的獨裁統治技術、各種恐怖主義與極端勢力……），恐怖攻擊也許可以再次證實歷史多麼無意義，多麼令人失望，但是生活在自由民主中的人們，仍然會頑強地再次站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