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工程師的沒落：一個昔日創新大國的困境
慕尼黑馬克斯普朗克創新及競爭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Innovation und Wettbewerb)專家Michael Rose在「德國工程師的沒落」(Der lange Abstieg des deutschen Ingenieurs)(收於法蘭克福匯報)文中，探討德國工程師地位的長期衰落及其對國家未來發展的影響。他指出，儘管氣候變遷、數位化、國防和人口結構變化等當代最緊迫的問題都具有技術性質，但德國在重要的未來科技領域卻已失去領先地位，這歸因於工程教育的不足和社會對新技術的恐懼。
教育與技術脫節
文章指出，德國的工程教育未能跟上數位時代的需求。資訊科學和程式設計長期以來被視為次要學科，導致許多大學將資訊學與工程學在組織和內容上分離。與美國在電機工程領域普遍整合「電機工程與電腦科學」的做法不同，德國的資訊學多數歸入數學系，教學偏重理論。這使得德國在機器人技術、自動駕駛和智慧基礎設施等需要數位控制和程式設計的領域落後於其他國家。
社會的「技術敵意」
除了教育問題，德國社會對技術的敵意態度也有影響。文章稱，德國人對新技術常常抱持懷疑和擔憂，例如在資料隱私方面。相較於其他國家，德國民眾對新技術的興趣增長較慢。這種「技術敵意」可追溯到1970年代，當時環境問題被視為大型技術系統的副作用，技術科學從解決方案的提供者變成了問題的一部分。這導致了對技術影響評估機構的設立以及「技術官僚與民主」的辯論。「技術敵意」雖然缺乏實證支持，卻成為經濟界和政治論述中的一個論戰術語，擔憂社會對新技術的批判態度會危及西德社會的工業核心。
工程師地位的變遷
文章回顧了德國工程師地位的黃金時代。1899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授予普魯士工業大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使技術大學與傳統大學平起平坐，並確立了「文憑工程師」（Diplom-Ingenieur）的專業資格，提升了工程師的社會地位。威廉二世本人對技術充滿熱情，並視工程師為「未來偉大任務的承擔者」。
然而，時至今日，德國工程師的光環已然褪色。在國家和行政機構中，法律和政治科學背景的人士佔據主導地位。德國勞動人口中工程師的比例僅略高於4%。德國聯邦或州行政部門的負責人中，超過半數擁有法律背景，比例高於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在最近的聯邦議會中，733名議員中僅有24人擁有工程學位。本屆聯邦政府中，甚至沒有一位具備工程師背景的部長。
技術與政治的距離
作者認為，這些數字反映了技術與政治之間日益擴大的距離。他質疑，過度的法規監管是否與政府和行政部門中工程師代表性不足有關，導致問題被不斷發現，而解決方案卻被擱置。最後強調，儘管19世紀初那種天真的技術熱情已不可取，但要理解技術系統，就需要能夠思考和設計它們。當今時代的巨大挑戰不僅是法律、倫理或政治問題，它們更是技術問題。如果德國社會想找到解決方案，就需要更多負責人將技術視為解決方案而非問題。工程師不僅應在工廠和實驗室中發揮作用，更應在議會和政府機構中承擔責任並在社會論述中發揮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