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德國基本法通過70週年，德國政府籌備盛大的紀念活動。《南德日報》總編輯Heribert Prantl（曾任法官）為了七十周年紀念，當時也撰寫一篇很有意思的評論：「被遺忘的英雄們：談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Vergessene Helden. Grundgesetz der Bundesrepublik），紀念德國的立憲之父及立憲之母們。
從標題就可以看出來，Prantl認為，德國社會只注意到知名的政治人物，例如簽署了基本法使之生效的德國戰後首任總理孔拉德，但是那些在背後努力、使得這部憲法得以通過的人們，長久以來卻不再被提起。那33位憲法起草者、65位制憲會議成員，正是這些人使一個臨時搭建出來的東西，成為德國從廢墟中站起來的民主基石。例如，多年以來德國郵政發行「正直的民主人士」（Aufrechte Demokraten）系列郵票，便缺少了制憲者。這些人被遺忘，Prantl說，正如同心理學家Alexander Mitscherlich對德國的診斷：這是個「無父的社會」（die vaterlose Gesellschaft）。
可是這些父親們（當然，以及母親們，雖然只有四位），應該被重新提起。這些人多樣、複雜的命運，也代表了德國《基本法》的多元曖昧；這些人的顛沛流離，在不同政治立場上彼此容忍，不也正是戰後的德國之縮影？
Prantl舉例說，在制憲者中，包括了Hans Nawiasky，來自奧地利的公法專家，強悍的納粹反對者，1933年時被納粹從慕尼黑大學法學教授的位置上驅離，被迫逃亡到瑞士，戰後回到巴伐利亞，為巴伐利亞起草了1946年的憲法；可是制憲者中也有Theodor Maunz，就是Nawiasky被迫離開慕尼黑大學之後的接任者，之後接任巴伐利亞教育部長，在他過世後，被發現他戰後曾經擔任極右派政黨「德國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的顧問，並且匿名為其黨報《民族報》（Nationalzeitung）撰寫文章。Prantl說，這兩人的恩怨及差異，呈現了制憲會議的困難，是「聯邦共和國後來的光輝及悲慘之早期的顯影」。
他另外舉了一個人名：Rudolf Katz。Katz與中國有淵源，此君是猶太裔法學者，曾在Altona擔任律師，直到1933年為止。他被剝奪律師資格後，於1933年去了南京，成為當時的蔣介石的顧問，1935年轉去美國，在紐約擔任報紙的編輯。戰後他回到德國Kiel，擔任社民黨籍的司法部長，作為政治受難者的他，卻聘用了許多戰前是忠貞納粹黨員的司法人，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德國人們放下對於像他這種具有外來移民身份的人的不信任。1951年，Katz成為聯邦憲法法院副院長。
「好一段德國生命，好一部德國基本法（Ein deutsches Leben. Ein deutsches Grundgesetz）。」Prantl這麼感嘆著。
